有扩展深度，我尝试把整个东汉帝国的教育情况分析一下。凭印象写，可能会有错误。欢迎指正。
首先，在平世（和平年代）时，士人读书渠道大致可分三种：家学&私塾，太学，地方学校（学官）。家学&私塾首先说家学，这是某些家族掌握了某儒家经典书籍的专有解释权，也就是史书上常说有“治经”的士族。例如龙亢桓氏，家传《欧阳尚书》，从东汉开国的桓荣，被光武帝刘秀指定为帝师，其历代后人桓郁、桓焉、桓典都继承了家学，显赫一时。弘农杨氏杨宝也是家传《欧阳尚书》，其子杨震也拜入桓郁门下，兼并两家所长，人称“关西孔子”，到了杨秉这一代，还掌握了《京氏易》。汉末最著名的汝南袁氏，则是从袁安开始发家，家传《孟氏易》。
其后人，袁京、袁敞都是接受了家学教育。诸如此类，可见，各种经学已经逐渐被各个家族垄断了。这些家族子弟从小就有机会接受家学教育，哪怕是个别人家庭贫穷，读书也不是难事，例如颍川荀悦。（荀）悦字仲豫，俭之子也。俭早卒。悦年十二，能说春秋。家贫无书，每之人间，所见篇牍，一览多能诵记。性沈静，美姿容，尤好著述。颍川荀家好像没有专门的治经记载，以荀爽传看，荀爽也是十二岁，善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。这么看来，《春秋》算是荀家的家学了吧？这些垄断教育工作的家族在地方上又可以开山授业，一来敛财，二来培养门生。这种就应该是“私塾”。例如桓典，“以《尚书》教授颍川，门徒数百人。”其他著名的例子还有：卢植、郑玄拜入马融门下；刘备、公孙瓒拜入卢植门下。按郑玄本传，马融的门生有400多人，马融只教50多人，其余的人就让“高材生”（可能是卢植）去教新来的郑玄。（马）融门徒四百余人，升堂进者五十余生。融素骄贵，玄在门下，三年不得见，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。玄日夜寻诵，未尝怠倦。——郑玄拜入马融门下，三年没见过马融长什么样子。刘备和刘德然是靠花钱+本地人的关系才拜入卢植门下。公孙瓒则是靠着老丈人的关系去享受雒阳的镀金之旅，按照《刘宽碑》的门生名单，公孙瓒还拜入刘宽门下。刘德然没有记载，刘备是不喜读书，公孙瓒则是“略见书传”，所以，读私塾这种事，是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太学东汉帝国的最高学府：太学，就是给官员子弟读书用的，寒门子弟可能也可以进去，但是，毕竟是少数。太学面对的学生范围可以用范书《质帝纪》的一则诏书作为参考。
本初元年（146年），东汉政府颁布的太学招生范围如下：
1.地方上的士人，50-70岁。2.大将军下至六百石官员的儿子们。夏四月庚辰（25日），令郡国举明经，年五十以上、七十以下诣太学。自大将军至六百石，皆遣子受业，岁满课试，以高第五人补郎中，次五人太子舍人。古人云，人生七十古来稀，由此可见，太学学生主要组成就是各级高官、功臣子弟。例如臧旻仕途起步是边地武人，靠着平定会稽许昭叛乱的功劳，其子臧洪以功臣子弟，得以入太学。地方上寒门子弟要熬到50岁才有机会去太学，想想看，寥寥无几吧。当然，这种对地方士人入太学的苛刻规则可能并不是绝对的，如果某人才学出众，我印象中也应该有机会。例如，江夏黄香就是以名气才入得京师，但是本传没有明确写入太学。申屠蟠、郑玄则肯定是在年轻时入的太学，其家族也没有什么显赫的记载（父亲担任六百石官），除非本传漏记其父亲官位。所以只能说：这份诏书可以反映出当时太学教育的大环境而已。高官子弟基本上是垄断占据了太学大部分位置。到了汉献帝刘协时，曾在长安举办儒生考试，其中诏书中提到，外地来的儒生有年过六十，可见地方上的士人能去太学（或者说去京师考试），那个50岁起步的限制一直在发挥着作用。诏曰：孔子叹“学之不讲”，不讲则所识日忘。今耆儒年踰六十，去离本土，营求粮资，不得专业。结童入学，白首空归，长委农野，永绝荣望，朕甚愍焉。其依科罢者，听为太子舍人。入太学后的太学生，还有拜入三公门下的潜规则。本来太学生大多是权贵子弟，又与三公的公族形成门生关系，日积月累，最终在东汉官场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关系网，最终垄断了举荐制的选拔权。（这种事被陈蕃、黄琬所诟病，他们也曾尝试改革，但是很快就被权贵打击，失败了。）这种积弊最具体的体现就是：汉末袁绍在地方起兵反董，遍布天下的袁氏门生纷纷响应。——袁绍凭借家族影响力，就能有领导地方对抗中央的实力！我把太学的情况小结一下。1.高官子弟，直接入太学。
2.地方士人，甚至需要几代人，付出更多时间的努力，获得足够的学问、名望才有机会步入朝堂。学官这个“学官”描述也不准确。学官本意是在地方上设的，专门负责地方教育工作的官职。地方上的学校称为学宫，相当于地方学校。例如范书《鲁丕传》提到赵王刘商见本地爆发瘟疫，就想出移居到学宫里的念头。——是用“学官”还是“学宫”好，我也是随便挑一个，领会意思即可。出身地方的寒门士人，社会地位低下，缺少人脉资源，是享受不到太学这种高等教育资源的，但是，社会地位顺序是：士农工商，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可以在地方上的学校读书。以郑玄本传为例，他年轻时就是先从地方“学官”开始，后来才去的太学。学官往下应该是到县级的，高级官员应该是学官祭酒，这是《刘宽传》反映的内容。（刘宽）每行县止息亭传，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。《续汉书礼仪志》则提到了县下面的“道”也设有学官，我有点持怀疑态度。东汉末年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之一，教育业也遭受沉重打击。例如，郑玄及其弟子崔琰，都曾因为战乱而流浪，自己开荒种粮；步骘靠种瓜维持生计。——这些是关东遭受战乱的士人境遇。在长安朝廷，汉献帝刘协在初平四年（193年），先是举办了儒生考试，再去太学行礼，也就是说，长安朝廷也尝试过复兴教育，只可惜，次年的李郭之乱，直接将长安拖入战火，化为废墟。等到建安元年（196年），汉廷定都许县，在曹操、荀彧的主持下，《祢衡传》说“是时许都新建，贤士大夫四方来集。”，例如《魏略》记载了，河东乐详前往许都，求师于公车司马令谢该的事。乐详字文载。少好学，建安初，详闻公车司马令南郡谢该善《左氏传》，乃从南阳步涉诣该，问疑难诸要。
其他割据军阀在辖地趋于稳定之时，也有开办地方官学的记载，例如：荆州牧刘表范书《刘表传》：关西、兖、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，表安慰赈赡，皆得资全。遂起立学校，博求儒术，綦母闿、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，谓之后定。爱民养士，从容自保。北海相孔融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，更置城邑，立学校，表显儒术，荐举贤良郑玄、彭璆、邴原等。汉末乱世从初平元年开始，至建安二十五年，这三十年时间里，在史书中能找到关于文化教育的记载，确实很少。随着三国形成，各国内趋于稳定，教育业自然又恢复生机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太学是汉代设立在京师的全国最高的教育机构。西汉初期，黄老之学十分盛行，只有私家教学，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专门学校。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之后，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，开始在长安建立太学。最初太学只设有五经博士，置博士弟子五十名。从汉武帝到王莽之时，太学中的科目及人数不断增加，开设了讲解《易》，《诗》，《书》，《礼》，《公羊》，《穀梁》，《左传》，《周官》，《尔雅》等课程。元帝时代，博士弟子已经达到千余人，汉成帝时又增加到三千人。王莽执政以后，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，笼络广大的儒生，于是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，明堂，又为学者广修房舍。从此，博士弟子猛增到万人以上，太学的规模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大。从武帝到王莽，太学还每年考核博士弟子，入选的可以补官。
东汉建武五年（29），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。后来还发展到汉明帝亲自到太学行礼讲经。汉顺帝永建元年（126），对太学又进行了重修和扩建，历时达一年之久，用工十一万两千，共建二千四百栋房屋，一千八百五十间房子。此后，太学生人数达到三万人以上。汉灵帝熹平四年（175），为了勘正经书文字，刻成了历史上著名的“熹平石经”，树立于太学门外，全国各地来参观书法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不绝。
汉代的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但是，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，出现了太学生参与政治的风气。西汉哀帝时，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人，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。东汉晚期的陈蕃，李膺等人反对宦官专权的黑暗统治，得到广大太学生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响应，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报复的对象，不少太学生因为和所谓的党人有牵连，而遭到禁锢和打击。熹平元年，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多人。
